我是“老三届”的高中生，文革中，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被分配到红星化工厂。红星化工厂是当时兵团哈管处（十三师的前身）首屈一指的大厂，七八百职工，生产的乔格里牌硫化碱在全国无机化工行业享有盛名，能进这样的企业感到非常的荣幸。从68年开始，我先是在车间当了五年的工人，由于爱写写画画，经常被厂里抽调搞一些宣传工作。突然有一天政治处通知我到厂里报到，政治处主任告诉我，厂里买了台电影放映机，决定调我来放电影。放电影，当放映员，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别提多高兴了，放映电影是当时非常吃香的行当，另外我还有个无线电的爱好，喜欢摆弄电器，上高中时就梦想将来干一个与电器打交道的工作，这下可满足了我的心愿。

那时的电影与观众

我当放映员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文革十年文艺界几乎被完全禁锢了，除了八个样板戏，其他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打入冷宫，人们的文化生活极度单调贫乏，看电影除了样板戏就是《新闻简报》，一个样板戏不知看了多少遍。文革结束了，文艺禁锢被打破，文革前拍摄的一些影片逐步解放，人们对文化生活的渴求也潮水般的迸发。当时还没有电视，看电影是大家唯一的精神追求，其热情也就可想而知了，电影队来了，今晚有电影，大家就会奔走相告，全厂职工的情绪也都沸腾起来。厂里没有放映机之前，工人们每天眼巴巴的盼着哈管处电影队的到来。哈管处下属十几个团场、企业，电影队下去轮一遍要十几天，所以我们每月也最多能看上一两回电影。当然，我们这些年轻人不会满足于此，只要打听到附近的红星一场、红光车站、984部队，哪个单位有电影，就会相约结伴，下班后，不顾一天工作的劳累，匆匆吃完晚饭便直奔那里了。因为不便带板凳，我们这些外来观众只能站在场子最后边看完这样一场电影了。

电影队来厂一次不容易，经常来时都要带两三部影片一气放完，一场电影下来要好几个小时，看完电影也就下一两点了。记得有次一晚放的三部电影分别是：《怒潮》、《叶塞尼娅》、前面加映的是十几辑《新闻简报》也算一部吧。那时正是冰天雪地的严冬，室外寒气逼人，人们都是把自己裹在厚厚的棉衣、皮大衣里看完了这场电影；由于太冷，放映中场子上不断传来一阵阵的跺脚声，看完电影人们的胡子、眉毛上都挂满了白霜。《新闻简报》是那个年代以图象形式报道国内外新闻的唯一传播方式，因为影片拷贝少流转慢，往往基层群众看到的已经是几个月前的老闻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看的津津有味。那时放映的外国电影多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中国电影每个故事片前都要带很多辑《新闻简报》，人们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也是当时电影内容的真实写照吧。偶然有一些大片、新片如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来哈密放映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人们为了一睹为快，向潮水般的涌向电影院；那两天哈密市新光电影院一场接一场场场暴满。有时为了看一些新片，我们会骑自行车带着同伴夜奔数里外的大营房和新光电影院。

那个年代，人们喜爱电影，盼望电影队的到来，放映员自然受到社会的敬重，电影队所到之处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最高兴的要数小孩们了，电影队一到他们马上就围了上来，蹦蹦跳跳地帮着搬这搬那。听前辈们讲，早年，电影队下去巡回放映也很辛苦，汽车很少，电影队来回都靠马车接送。不管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一个个放映点马不停蹄的赶场，路远的要走上一整天。有一次领导安排女放映员郝新民来化工厂放一场电影，交通工具自己解决，这可难坏了她。郝新民借了一辆毛驴车拉上放映设备往化工厂赶，她从来没有赶过车，驴根本不听她的吆喝，有时驴跑得快，她撵不上就在后面大叫站住！站住！一路上走的跌跌撞撞，狼狈不堪，还差点翻到沟里。这次经历后来一直成为同事们的笑料。那时基层单位都没有礼堂俱乐部，露天放映，到目的地后，放映员又要忙着放线、挂银幕、架设机器、倒片；电影放完了，观众们满意地提着小板凳回家了，月光下空荡荡的场地上，只剩放映员在卸下银幕收拾机器。

春天里我们播撒欢乐

七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基层单位也开始配备电影放映机了。我们厂配发的是一台由甘肃光学仪器厂生产的甘光F16型放映机，放映16毫米影片，由于采用半导体扩音设备，机体部分部件采用塑料，整个机器小巧轻便。我小时候好奇心就很强，什么东西总想探个究竟，到我手里的玩具最后都会被拆个七零八落；上高中时特别喜欢物理，成绩也好，就被选为班里的物理课代表，平时喜欢自己动手装个矿石收音机、小电动机和床头灯什么的。过去感到电影机是个特别神奇的东西，每次看电影，总要选一个靠近放映机的地方坐下，看着电影还不时扭头望一眼放映员和那神奇的放映机。哈！这下可好了，我自己成了一名放映员，有了自己的放映机。第一次面对这台崭新映机的时候我那高兴劲，象得了宝贝一样不停的摸呀摸。和我一块被调来放电影的还有李春潮，我们年龄相仿，有相近的爱好，都是从红星中学分配的学生。当时我俩都有一个迫不及待的心情，马上用这台自己的放映机给大家放一场电影。周围看热闹的厂机关干部鼓励我们“放吧，明天就放一个，好长时间都没有看电影了”。能行吗？刚刚拿到放映机，对它的性能、操作方法还完全不了解。看到群众要看电影的急切心情，我与李春潮一番商量后，还是作出了第二天就放第一场电影的决定。我们很快对放映机使用说明书进行了一番研究，接通机器电源，打开开关，光线从镜头打出去了，喇叭也发出了轻微的咝咝电流声，“哈，没问题吧！”机身和说明书上都有片路图，只要拿来影片按片路图挂上影片不就行了。

明天有电影，而且是用自己的电影机放第一场电影，消息很快传遍全厂。第二天我们迫不及待的从电影公司拿了影片，记得是《小兵张嘎》，虽然是个老片，但群众热情毅然很高，还半下午的，大人小孩就提着小板凳到场上占位子去了，随着夜幕降临人们就象潮水般涌来，场子坐的满满荡荡。我们挂好影片，忐忑地打开开关，我们放映的第一场电影就这样开始了。随着一幅幅画面在银幕上闪现，我们悬着的心刚刚放下，银幕上画面开始剧烈的上下抖动，扬声器的声音时而清晰时而混浊。这时观众们也不断发出嘘嘘声，面对如此情形我们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看放映机片门口急促跳动的影片，我用手轻轻的碰触，企图稳定它，有点效果，稳定了一阵的画面又开始跳动。我们不断地用手碰触影片来稳定画面，就这样，一场画面和声音都极不稳定的电影终于放完了。对于这极其糟糕的第一场电影，我们感到愧对观众，但群众和领导并无责难，而是鼓励：“没事，毕竟是第一次嘛！”。我们总结的经验教训是，“还是虚心点吧，自以为是的蛮干总是要摔跟头的！”

第二天我们请来了哈管处电影队的师傅，听了我们的放映经过和遇到的问题，老师傅哈哈大笑说，“傻家伙，挂好影片怎么不压压板和音鼓压片轮，压好它们才能保证画面和声音稳定的呀！”师傅还告诉我们说，“好险呀，不压住片门，影片乱跳还容易扎伤片孔，损坏影片可是要赔钱的”。听说损坏影片一次就可能赔好几千块，可把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幸亏第二天电影公司并没有找我们的麻烦。这次以后我们开始踏踏实实的钻研放映技术。我们放映技术的不断提高还要感谢哈管处电影队的老师傅们指导和帮助。哈管处电影队的仵海德和穆国阜两位老师傅是哈密放映界的元老，解放初期十六师红星剧团在哈密大十字有一个剧场，剧场里除了演戏还放电影，他们就是那时哈密最早的一批放映员，长期的放映生涯练就了一手精湛的技术，仵师傅擅长放映机械，穆师傅精通放映音响，放映中出现的任何故障他们能很快排除。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兵团撤销后哈管处电影队并入地区电影公司，他们也成为电影公司的骨干力量。现在两位老师傅已离开了人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边疆的放映事业。

厂里有了自己的电影机，解决了职工看电影难的问题，同时随着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拍摄的国产影片和译制的外国影片越来越多，人们看电影的热情也不断高涨。此时我们几乎成了厂里除厂长、书记之外的中心人物，在厂区遇到的人都会主动和我们打招呼，并顺便问一句：“小李，今天有电影吗，什么片子？”有时邻居也经常会敲敲窗户问一声“喂，今天有没有电影”。只要当天有电影，家属小孩就会早早的拿着板凳去占位子了，太阳还老高，场子上小板凳和砖块就摆的象龙门阵似的一大片；收了工，吃过晚饭人们便抱着小的，牵着大的涌向放映场地，坐定后的人们与周围的人谈天说地并不时望望银幕期待电影的开始。头天晚上的电影也是第二天人们见面后的第一个谈资。他们兴奋的回味电影中的动人情节，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演的好谁演的不好，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会会因看法不同而争的面红耳赤。对电影的热情也使人们不愿放弃每一次看电影的机会，记得翻砂班的工人经常来打听他们开炉的当天是否有电影。按常规翻砂工嫌热总是晚上开炉，如果有电影他们就会把开炉提前到白天，以不影响晚上的电影。化工厂生产车间大部分是三班倒工作制，过去上前夜班的工人是看不成电影的，自从厂里有了放映机，前夜班的工人也不愿放弃当天的电影，我们满足的他们的要求，每次当晚电影都要专门为他们放个第二场，等这些工人夜里12点下了班，洗完澡，吃完夜班饭开始看电影，电影完了都是半夜两三点了，这时我们虽已极度的困乏但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收拾设备。厂里有了自己的放映机，解决了工人看电影难的问题，可我自己的家人看电影却成了问题，有电影的当天我要忙着取片和做放映前的准备，没有时间顾及她们，妻子下班赶紧做饭、吃饭，等收拾完才带着女儿往电影场赶，那时女儿都小，因为没有提前占位子，在场子的最后看怕被前面的入挡着，每次都是在银幕的后面看电影，看到的是透过银幕的影像，效果当然也就差多了。

时代变迁中的电影和放映人

国家的电影放映事业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七十年代中后期也是我国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颠峰期，哈密市区已由新光一家影院发展到有新光、影剧院、铁路俱乐部、大营房露天影院四大电影院，后来又有了地区工会的工人俱乐部；基层电影放映设备已配备到兵团所有团场和地方人民公社及偏远生产队。那时，哈密地区已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放映员队伍，各单位的放映员互相交流往来，如陶家宫乡的放映员甘智林、卡得尔就是那时结识的朋友。我们厂的16毫米电影放映机用了没几年就更新为35毫米放映机。35毫米放映机双机轮换连续放映，避免了16毫米单机放映换片放映中断的问题，光线也更强，银幕更大，观看效果也就更好了。1978年，红星化工厂建起了一座能容纳1200人的俱乐部，从此结束了只能在露天看电影的历史。这样大的俱乐部必须用固定的35毫米座机才有好的效果，但当时35毫米座机还比较稀缺，而且价格昂贵。为了提高电影放映效果，厂电影组决定自己动手将现有的移动35毫米改装35毫米座机，我们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厂里的大力支持。当时正值全国推广放映新光源——氙灯，1980年我和红星一场电影队的李林，前往长沙参加了全国推广氙灯应用的放映新光源培训班，回厂后我便全力投入了放映机的改装。改装中有两个难点：一是反光镜的调节装置，二是电源滤波器。反光镜调节装置要求能对反光镜进行前后、左右平稳调节，保证聚光位准确，发挥最大光效。对这一装置的设计我琢磨了好几天，画了十张图纸，最终完成的设计以后的使用证明是成功的。电源滤波器是保证为氙灯提供一个平滑稳定的电流，买不到现成的，也只能自己设计制作了。当然改装的机座灯箱的加工都是由厂机修车间工人帮助完成的，特别是制桶班班长张振武给于我们最多的支持。他是我是陕西老乡，钳工和钣金工技术都很好，改装制作中的难题都由他帮助解决的。放映机的改装是成功的，我们使用二千瓦氙灯，光线亮度和稳定度大大增强。过去电影院的35毫米座机使用炭精弧光光源，光线不稳定且炭精点燃产生的气体对人体有害；采用氙灯光源放映不仅提高了放映质量且避免了放映室空内气的污染。我们是哈密第一家改装使用氙灯的单位，电影公司和其他单位电影队纷纷前来参观，并给于我们肯定和赞许，之后地区文化局和电影公司在军马场举办举办的一期电影放映员和学校电化教员培训班，我还被聘请为教师专门讲授放映电工。

电影放映事业和其他事物一样都会经历一个由兴到衰不断变革发展的过程，新的事物不断涌现，旧的事物就会衰退消亡。电视的普及对电影放映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通过电视，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观看各种文艺节目，了解国内外大事。从此电影放映开始进入一个历史的衰落期，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兴趣越来越淡，有时一场电影只有几个、十几个观众，大部分电影院经营艰难维持；各单位的电影放映队、组纷纷撤消，放映员改行。我也就是那时改行从事工会宣传工作。

我在企业干电影放映整整十年，离开它也近四十年了，我热爱电影放映，改行离开它也是迫不得已。我时常回想起当年干放映工作的日日夜夜，站在放映机旁看着那在片道中窜动的影片，倾听机器运行发出的均匀而清脆的声响和观众厅里传来的阵阵欢声笑语。我更留恋全厂职工群众对我放映的每一场电影的期盼、赞许带给我的愉悦。后来我离开了化工厂，在改革的大潮中化工厂也破产了，但我每隔两三年还是要回到那里看看，并特地围着那已破旧不堪的俱乐部转转，抬头瞅瞅二楼放映室的窗户，猜想那台自己亲手改装的放映机还在吗。企业破产后那座曾经喧闹的俱乐部已完全废弃，门窗都被钉死，但我的心似乎还留在那里。前年我去北京女儿那，女儿知道我对电影放映的留恋，特地陪我去参观了国家电影博物馆。参观中我更多的是停留在放映设备厅久久不愿离去，干了十年的放映工作没有留下一张放映工作照是我一直的遗憾，在这里我站在琳琅满目的各式放映机前叫女儿给我拍了一张与我的这些老朋友的合影照片。

时代的变迁并没有让电影放映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而是渐渐以另一个崭新的面目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影放映也步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影象取代了笨重的电影胶片，电影院通过网络即可从电影公司获得数字电影拷贝，然后用数字放映机放映。最近去火箭农场参观了不久前建成开业的创博国际影城，完全采用现代的数字化放映的影城有八个厅，可同时放映八部影片，放映厅装修豪华，观众席是舒适的皮沙发坐椅。影院专门为我们放映了10分钟的3D立体电影，戴上3D眼镜观看，逼真而清晰的画面和令人震撼的立体声音响尤如身临其境，给人以全新的视听觉享受。据电影院经理介绍，数字化放映稳定安全，放映员免去了换片的麻烦，八个厅同时放映，只需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尤其是2011年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电影作为一种产业列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得到了快速发展。据资料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一直保持着每年30%的增长，2014年我国电影全年票房收入达到300亿。看到这些，作为一名曾经的老放映员我的心情既感慨又欣慰，在这里我看到了电影放映事业随时代前进的步伐又进入了蓬勃发展新阶段。

作者：李浦昌，男，汉族，曾在红星化工厂当工人、电影放映员、工会宣传干事、工会副主席、主席，后担任兵团哈管局工会主席、党委组织部长、纪委副书记等职。2008年退休后，在十三师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