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我泪别老母，背井离乡，从甘肃张掖来到新疆哈密的兵团农五师红星二场。在农场，我当过连队文化教员、也干过种地的农工。1979年9月，我考入红星二场学校，当了一名语文教师，其间正好20年。

这20年，我们国家经历了大饥荒、大动乱、大转折的历史时期。我个人在这20年中也是风雨坎坷，苦乐伴行。经历的往事至今都刻骨铭心，记忆犹新。仅把一些还记得清的往事写下来留于后人。

兵团人的文化生活

1960年2月，不到20岁的我跟别人来到红星二场六连当了一名农工。

在连队劳动了3个月，一个偶然的机遇，我被提拔当了连队的文化教员（简称“文教”）。和连队的会计、司务长、技术员统称为“业务干部”。到5月份，我的工资也由农工一级（39.47元）升到行管29级（43.56元）。也就是说我进入了“干部队伍”。

一个刚来农场不到三个月的“小鬼”，为啥会被突然提拔当了干部呢？

我来新疆，一是为了不在家挨饿，更主要的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在家活得很压抑，想走出来混个“出头之日”。一到农场，劳动十分紧张；更主要的是家中抛下50多岁的老母孤身一人。那时口内闹饥荒，已开始大量饿死人。人们嘴上不敢说，但私下里都议论纷纷。我想老母在家咋过活？万一饿死了，不是我终生遗憾吗？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泪水涟涟。班里有个四川籍的中年人很同情我。他说你这样背思想包袱，时间长了会把身体拖垮的。不如给指导员写封信，说明你的难处，说不定领导会开恩放你回家。

我便写了一封信，一天在工地上干活时交给指导员刘俊明。指导员简单看了一下我的信便说，你这个小鬼，你就肯定你在农场拿一辈子砍土镘吗？以后再说吧！

指导员把我的信装进口袋走了，我在天天盼望领导开恩放我回家。

没过多久，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我窃喜：有希望了！可指导员只字不提我那封信的事，开门见山说：“我们连队的文教赵群英开小差跑了。明天场里来人检查验收我们连的扫盲工作，你就负责把这件事组织好。

一开始我很惊诧，但又一想，扫盲工作我在家乡就干过，知道怎么搞，就答应了。

扫盲检查过后十多天，新上任的指导员刘兆武在全连职工大会上宣布：徐加刚担任文化教员。从此我便从班集体宿舍搬到连队办公室，干起了文化教员的工作。

连队文教，是个“官”不大，事不少的差事。主要负责扫盲，协助指导员搞好连队宣传、文化、体育活动和开展劳动竞赛。

那时，农场扫盲工作是件大事。场党委提出要掀起三大高潮：高工效、高产饭、扫文盲。连队职工按文化水平分为若干个班：一字不识的进扫盲班，认识1500字算脱盲；认识一些字的进初级班，继续提高；有高小水平的进中级班，学语文、算数。每个班配一名“小教员”。说直了就是识点字的教不识字的，有点文化的叫文化水平低的。连队每天早晨起床先上1小时文化课，然后在开饭、上班，天天如此，雷打不动。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早晨到各个班看一看，帮助“小教员”提高教学水平，定期考试、验收，向场政治处汇报。

扫盲工作到1960年夏收以后就再未搞了。“文教”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材料、出黑板报、写通讯报道、开展文化体育活动，配合指导员搞政治运动。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到地头开展劳动竞賽。那时人们把把文教工作总结了六句话：“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领导讲话，带头鼓掌”。

上世纪50年代，农场连队的群众文化活动简单，档次低、但充实，活跃。

“文化大进军”后，部队开展“五兵”活动，就是“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兵画兵、兵舞兵”。文娱活动人人参与，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既是观众又是演员。连队文化活动搞得十分活跃。战士有了文化，就有了创作、表现的欲望。打油诗、枪杆诗应用而生。创作了不少生动、鲜活的文艺作品。在修建红星渠的紧张劳动中，战士们创作了不少诗作。如“部队开到石城子、搬来石头盖房子。腰里系条麻绳子，手里拿着钢钎子，吊到半空打眼子，装上炸药点捻子，炸下石头一滩子，拉到下面砌（渠）边子。”还有：“石头房子石头墙，石板屋面比瓦强；遮风挡雨不怕晒，冬天暖和夏天凉。石头上铺芨芨草，睡觉赛过钢丝床。要开会时是会场，学文化时是课堂，打牌下棋是俱乐部，天山脚下红星庄。”  修筑五道沟红星二渠时，为了保证在来年山洪暴发前完工，必须在冬季继续施工修好渠首工程。这是一项工程量大，技术、质量要求高的工程。战士们在渠首建起巨大的“暖棚”，架着火施工。战士们写了一首诗：“五道沟，天山下，寒冬腊月把暖棚搭。要问暖棚啥样子？好像高楼和大厦。暖棚修建不简单，里面工程实在大：进水道，排沙闸，哪样都是现代化。一进门，看不清，建筑物就像小山岭。有木工，有铁工，还有石工铺砌工。汽灯照得耀眼明，炉火烧的红通通，咱把冬闲变冬忙，定把水渠早建成。”

这期间，战士们和文艺工作者联手，还创作了《红星渠之歌》、《戈壁滩上盖花园》等歌曲，展现了军垦战士们艰苦创业的辉煌业绩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从部队进疆剿匪到后来修红星渠、开荒建场、粮食夺高产的生产活动中，十六师-------农五师文工队，红星剧团，配合部队中心工作、排练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刘胡兰》、《王秀鸾》、《伊吾四十天》等剧目到农场演出。农场连队的群众文化活动也十分活跃。那时候，尽管任务繁重，劳动紧张，但连队坚持“周周有晚会、月月有活动。”生活再艰苦，劳动再紧张，工地上歌声不断，每晚的文化课坚持不断。丰富、活跃的军垦文化活动消解了大家的疲劳，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增强了战士们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上述事情我并未经历过，是后来当了连队文教，看了许多资料，听了老军垦的讲述才知道的。

1961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农场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和“思想备战”。农场业余演出队和我们连队演出组，先后排演了活报剧《蒋介石阅兵》：“古道瘦马西北风，蒋介石一心把大陆来反攻，这一天，叫来三军总司令，要检阅一下他的胡子兵……”山东快书《听广播》：“闲言碎语我不说，表一表蒋军听广播。我军向蒋军展开了广播宣传战，金门的蒋军就炸了锅：本来在这里就是活受罪，再为老蒋卖命可划不着。蒋介石闻听发了怒，下令把大陆上广播来封销。听一次的打军棍，听两次的割耳朵，要是听罢还宣传，绑在庄上用刺刀戳。别看老蒋的处罚残酷又严格，可偷听我广播的蒋军一天倒比一天多…….”

1960年以后，农场开展了如火如荼的丰产攻关竞赛。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拿着喇叭筒到田间宣传好人好事，鼓舞大家多干活，创高工效。晚上回来给工效高的职工送喜报。“喜报”就是一张白纸，写上“某某同志在今天某某工作中，创选了某某高工效，特发此证，以资鼓励，并希望再接再厉，创造更大成绩”几句话。我带着几个人敲锣打鼓到各班、各家送喜报。那时侯的人思想单纯，荣誉感很强，虽然那张喜报就是一张白纸写了几个字，连个公章都没有，但人们很看重，很珍惜，都把它工工整整的贴在墙上，有的还寄回家中。

三连有一个叫黄敬仪的上海女知青，家庭是资本家出身，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到了兵团农场，经过教育，思想变化很大。他干活卖力，经常创造高工效。她把连队送给他的喜报寄回家中，他母亲很不理解，来信说：你给我寄张纸片是啥意思，你要没有纸，我给你寄更好的纸去。她回信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是我改进思想，建设边疆的成绩和荣誉。

我们连队有个姓罗的女职工，她嫌农场生活艰苦，加上想孩子，想家人，他决心“开小差”回家。她想“开小差”回家前得表现好点，制造个假象。由于她干活卖力，经常创造高效率，得了不少喜报，经常受表扬。她觉得在农场劳动好了受尊重，后来不但没“开小差”，还把丈夫孩子也接来农场。

那时农场在夏收，秋收，冬季农田水利大会战时，都要组织全场大竞赛、大会战。场领导亲自参加，还把广播站搬到工地，演出队给大家演节目，现场气氛搞得紧张活跃，催人奋进。人人都有一股争先恐后，创造佳绩激情。创造高工效者的奖品，夏天就是一件汗衫，冬天就是一双棉鞋。但人们看重的不是物质奖品，而是精神荣誉。

许多兵团外部的人士对兵团人很不理解：兵团条件艰苦，劳动紧张，为什么兵团人不怕艰苦，安心农场，还创造了辉煌的业绩？那是因为兵团有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严明的组织纪律，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才凝聚激励大家扎根兵团，甘于奉献，昂扬向上，创造辉煌。

度过粮食困难关

从1960年到1962年，我国经历了饿肚子的三年困难时期。有人把它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不然，主要是人祸所致。那时候，全国人民面临饥饿，许多人死于饥饿。为了生存，大量的口内饥民来到新疆，涌入兵团，就是图有口饭吃。

1960年红星二场还充满了“大跃进”的气氛。场党委提出：开荒5万亩，生产粮食1000万斤，财务创收1000万元的奋斗目标。那一年，农五师又抽调3000人奔赴中苏边境的博尔塔拉开发新垦区，各连又调集青壮劳力大战北戈壁，农场劳力十分紧张，只有大量接受口内来的逃荒人员。当时的六连食堂，每天有300多人开饭。

按说：当时红星二场粮食供应不算少。大战北戈壁的月供细粮45市斤，每天24两（老秤）节约一两支援甘肃，实际口粮23两；农业工人每月口粮37市斤。油肉虽少，也按月供应。我所在的六连食堂，每天早饭是大米萝卜粥，敞开供应；中午是3个玉米面窝窝头加炒白菜；下午是一个白面馒头一勺菜，礼拜天改善生活，有时炸油条，有时炒肉菜。

但大家都叫喊吃不饱，饿肚子。尤其是刚招收的新人员叫喊的更凶。一开始，食堂早晨的大米萝卜粥吃多少打多少不限量。那些新职工吃饱了再打一瓢放下，到了夜里，大家就起来在宿舍的火炉上排队热饭吃，直吃到天亮，再到食堂打来萝卜粥接着吃。有一天，司务长带着两个炊事员抬个半截油桶到各班宿舍收剩饭，收了大半桶拿去喂猪。从此以后，早餐也发票，每个人只供两瓢。

那时的人特别能吃，好像没有吃饱的时候。有一年夏天，连队叫我带四五十个人到麦田追肥。因为是搞突击，中午不回家，饭送到地头吃。炊事员送来的是大米苜蓿粥，我负责打饭。因为不限量，敞开吃，一个新工人吃了七瓢半。下午我到食堂，找个水桶舀了七瓢半水，就有大半桶。

那时农场经常搞运动、开大会，我的工作就是布置会场，贴标语。贴标语需要糨糊。指导员批个条，我到食堂称一市斤白面煮成糨糊贴标语。一次，我把剩下的半盆糨糊放在办公室，下午回来糨糊不见了。我问技术员糨糊咋不见了，他悄悄说：我们喝了，白面糊糊真好喝！从那以后，我每次煮糨糊找个干净盆，煮大半盆糨糊，舀出两碗贴标语，剩下的会计、技术员和我就“享受” 了。

1960年春天，从河南传来做“高产饭”的经验，一斤包谷面可蒸4斤发糕。于是农场掀起了“高产饭”高潮。做法是先把包谷面用水泡，泡成稀糊糊，再用瓢舀到笼布上长时间蒸，看起像个发糕，但用手拿不起来，炊事员只好用刀切了双手放在打饭的饭盆里。用勺子舀着吃。

1961年夏季的一天，我在田间和大家干活，许多职工叫我给食堂提提意见。粮食是国家的定量，我们没意见，但食堂可以多搞些菜啊，连队菜地有菜，大田里苜蓿，甜菜多的是，多搞些菜，起码把大家肚子填饱吧。我听大家意见也合情合理。当天晚上我就按大家意见写了一张大字报，署名“职工群众”。然后，趁晚上没人，把大字报贴到食堂打饭的窗口边。第二天早晨大家来打饭，一看都说这个大字报写得好，可食堂的炊事员炸锅了，找指导员告状，追查大字报是谁写的。这事竟然传到场部，场政治处派宣教股长李宗民来六连调查处理此事。李宗民是我的顶头上司，对我比较了解。一看大字报就知道是我写的，我也承认此事。他对我说，你提的意见是正确的，反映群众的呼声也没有错，但你的方法欠妥当。现在的炊事员谁都不敢惹，你这不是捅马蜂窝吗？指导员在一旁听了也一笑了之。

“大字报风波”是过去了，但炊事员不放过我。有个叫乔福堂的老兵炊事员，他专门负责打饭。给别人打一勺菜，轮到我打半勺。特别是改善生活后吃肉菜，眼看一勺肉菜，他一“嘚瑟”，到我碗里就成了半碗萝卜、洋芋了。时间长了，也就啥事没有了，我俩还成了朋友。

那时农场领导对群众吃饭问题非常关心，当做大事来抓。农场、连队都有一名领导专抓伙食，还经常开会、检查、评比、交流，推广搞好伙食的经验。我所在的六连，是全场的“五好”食堂，吃多吃少，每月只扣8元钱伙食费。比现在一碗牛肉面还便宜。

那时候，连队职工的主要思想问题就是吃肚子问题。特别是那些新招收的自流人员到处打听哪里粮食定量高，就想法“开小差”往哪跑（也有些出去又回来的），防止“开小差”稳定职工队伍，是指导员的主要工作。连队到处贴着“忠诚老实对待党，长期安心建边疆”的标语。一天晚上开职工大会，指导员点名问一个甘肃籍的新职工：“苟德宝，你为啥到新疆来？”那人回答：“为了吃饱肚子么。”指导员批评了他，接着又问一个河南籍的新职工“你为啥到新疆来”这个职工说是“为了建设边疆”。指导员表扬了他。

在那个全国人民生活困难，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的艰难岁月，兵团人有定时定量的粮、油、肉供应，有食堂供饭，由各级领导的关心，基本生活有保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都非常感恩兵团。

看电影

看电影是农场人的“文化大餐”，最好的精神享受，但也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

1950年代，农五师有个电影队，一部16ＭＭ放映机，配一辆中吉普，到各农场轮回放映。那时的农五师农牧场，虽然规模不大，但点多线长。除了哈密附近的红星一场、红星二场、青年农场（后称红星三场）外，还有巴里坤的红星一牧场、吐鲁番的红星三场、沁城小堡的红星二牧场，电影队轮回一圈就得一个多月。

后来红红星二场有了自己的电影组。说是组，其实就是放映员曹孝林一个人。除了下连队放映，还要骑自行车到哈密换新片，也很辛苦。

每次取来新片，先在场部演两场，然后下连队。上午电话通知，连队派辆毛驴车把放映机、拷贝、幕布拉回来，下午放映员到连队，晚上放电影。基本上，１个月能看一场电影。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年间，国家宣传文化领域环境还相对宽松，电影的花色品种也多。特别是《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等电影，大家不但爱看，更喜欢学唱电影里的插曲，把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带的丰富多彩。

从１９６５年开始，全国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我也因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当六连文教，调到二连当农工种地了。

红星二场从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搞“社教”，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原来的许多电影都被打成“毒草”受批判，大家再也看不到了。农场人只能翻来覆去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几部影片。有时干脆就放映《新闻简报》专场。后来又有一些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放映。这些中外影片除了打仗，就是阶级斗争，大家感到单调、乏味，但不看又看什么呢？群众中流传着一些“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闹闹，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文革”中又放映了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等。那个年代的电影和其他文艺作品，都是阶级斗争一个主题，“三突出”一个模式，对于这些千篇一律的模式，群众也有很精辟的评价。人物都是“女的好，男的坏，老的都是走资派”故事情节都是“队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忙，老贫农一诉苦，揪出个老地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华夏大地春潮涌动，亿万人民笑逐颜开。长期的文化禁锢，使人们精神生活单调、乏味、枯燥，一旦放开，人们对丰富多彩的文化作品有一种如饥似渴的强烈企求。那时还没有电脑、手机、互联网，电影就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唯一需求。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一批被批判，被禁锢的影片相继开映，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青春之歌》《红旗谱》等陆续上映。一批外国的世界名著《牛虻》《巴黎圣母院》《叶塞尼亚》等也开始和中国观众见面。电影放映呈现出一派百花争艳的喜人景象。

农场人向来把看电影视为节日，视为盛典。每逢连队防电影，孩子们最积极，最活跃，他们顾不得吃饭，先把小板凳、马扎子、小木墩搬到银幕前排队占位。夏天在操场上看电影，蚊子特别多，人们一面聚精会神地看电影，一面两手不停的打蚊子。一场电影看完，脸上、胳膊上、腿上尽是血包。冬天挤在狭小的俱乐部里看电影又憋又闷，头晕眼花。但人们毫无怨言，乐此不彼。可见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并不亚于对物质生活的需求。

电影开禁了，大量优秀影片在农场上映了，但新的问题也来了。

那时农场购置了３２ＭＭ大座机，可放大片、彩色片，但座机是固定的，不能下连队。好片、大片、彩色片只能在场部放映，连队人看不到。

那时我已调到三连。三连是二场的“王牌连队”，有５０００亩耕地，近３００职工，每年为国家生产１００多万斤粮食。被兵团授予“年产１５０万斤粮食连队”，也是哈管处、二场的“五好连队”。连队里知识青年多，上海、天津支边人员多，大家对文化生活需求强烈。场部一放大片，许多人不顾一天的疲劳，吃过下午饭就骑自行车到场部看大片。

三连学校有个姓孙的老师，一天晚上骑车带妻子到场部看电影。三连距场部近１０公里。当他骑车快到场部时，觉得身上有点凉，就叫妻子把随身带的毛背心搭在他肩上，他说了几遍没有动静，扭头一看，车子上根本没有人。原来三连到四联之间有个近２００米的大下坡，自行车走的快，就把妻子摔下去了。当任老师爬起来时，“轻舟已过万重山”，丈夫的自行车已飞出好远了。幸好后边驶来的老师才把他扶起来捎在自己车子上到场部。后来此事传为笑谈：一个大活人从自行车上甩下去，骑车的人竟然毫无察觉，也够“木”的。

三连连长薛兴玉是个屡立战功的英雄人物。抗日战争，他在家乡山西临县参加游击队打日本人，解放战争中，他扛着机枪转战祖国半壁江山，多次立功，进疆后，在剿匪、修红星渠、开荒建场中同样连创佳绩。他是兵团二级劳模，是兵团树立的第二批“十面红旗”的第一面红旗。他两次进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不但对连队工作日夜操劳，带头实干，而且对大家生活也十分关心。他看到许多人骑自行车到场部看电影，既辛苦又不安全，况且更多的职工和家属也看不到大片。一天下午，他到连队广播室向全连通知：今天下午提前半小时下班，吃过晚饭全连职工家属坐大车到场部看电影。人们听到通知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三连有十辆骡马大车。下午饭后，十辆大车在连队俱乐部门口集结待命。

当人们都坐上大车后，薛连长一声命下，车队向场部进发。十辆大车、４０匹骡马，排开一字长蛇阵，烟尘滚滚，浩浩荡荡，引进在农场大道上，那阵势十分壮观。

薛连长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车队间来回巡视。一会儿喊叫大车不能走的太快，一会儿招呼车上的家属小孩注意安全。俨然一位骑兵部队的指挥官。

十辆大车到场部，把电影场围了半圈，形成一道围墙，后面来的人根本看不到电影。三连人很开心，但其他单位的群众纷纷向场领导提意见。后来，场党委书记李官牛对薛连长婉转地说：赶大车看电影不安全，其他单位的群众也有意见，以后再不要这样干了。此后我们再没有坐大车看电影了。

到了１９８０年代，电视很快普及到千家万户，现在电脑家家有，手机人人有。信息密集快捷，文艺异彩纷呈。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但从那个年月过来的人，始终忘不了当年坐着小马扎、边打蚊子边看电影的惬意。因为在那个精神文化生活单调、枯燥的岁月里，电影给了人们唯一的精神慰籍。

（作者：徐加刚   本文摘自师党委老干局编辑出版的《难忘军垦岁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