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为了解决各师团场农业技术人员紧缺的困难，兵团在各师分别举办了农校，在农五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农业技术学校。该校属高级中专，设有农学专业、水利专业、畜牧专业和农机专业四个班，另外附设有会训班和政训班两个短训班。我是当时农学专业班的学员，学制三年。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红星一场一连实习，后来到一场试验站搞两杂（高粱和玉米）制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三年连续自然灾害和向苏联还债，全国物资供应都非常紧张。粮食紧缺，群众吃不饱。上级领导要求在作物布局上多种高产作物，如玉米和高粱等。在南北疆到处种的都是玉米，几乎成了玉米的海洋；在哈密和吐鄯托盆地又成了高粱的世界。为了提高高粱、玉米的产量，1975年我参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与八一农学院合办的“两杂育种培训班”。学习结束后我回到一场试验站主要负责两杂制种工作。当时以高粱制种为主，主要是晋杂5号杂交高粱制种：不育系为3197A，保持系是：3197B，恢复系是三尺三。1976年又改为芦杂高粱制种：不育系3197A，保持系3197B，恢复系是7512。1987年开始搞玉米制种：自交系是ZPL773为母本，自交系ZPL717为父本杂交而成为SC704玉米杂交种。

在两杂制种期间，试验站站长藤祥增是北京农大分来的大学生，对两杂制种非常重视，又给我配备三个刚工作的女学生，有董凌、刘玉梅和胡月琴，她们三个虽然是学生，一点都不娇气，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工作都很认真。搞高粱制种还好一些，因为高粱制种的父母本株高都比较低。而玉米制种的父母本株高都比较高，人在玉米地里授粉实在是热得难受，从地里出来浑身上下衣服像水洗的一样。我还有头疼病，在玉米授粉期间必须领着她们一起钻进玉米地授粉，但头再疼也必须坚持，这是工作的需要。

红星一场试验站当年培育出来的两杂种子，除满足本场用种外，还要供应哈密垦区各兄弟团场用种，并远销吐鲁番、甘肃酒泉等地。

1979年我调进红星一场生产科当农业技术员。当时生产科搞农业的只有代有万科长，他是江苏农大分来的大学生，他是科长事情多，下连队的时间较少，一般都是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跑到各个连队的每块条田查墒情、查虫情、查病情、查苗情，调查田间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管理情况，征求各连队领导意见，对田间的问题能解决的就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再向场里反映情况。

我在生产科除负责农业技术服务外，还要负责全场的种子工作，即种子生产、加工、检验及分配等。在冬闲时还要负责出外调种。出外调种也是一个苦差事，有一次我和张学民师傅一起开车到三十一团调棉种时，车在回来的途中有了毛病，已是夜里10点钟左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夜间车辆又少，天气又冷，我还好一些，冷了在驾驶室里休息一会，可张学民师傅冻得浑身打颤，又急又冻。幸好碰到一个好心的过路车，主动下车给予帮助，从车里取出有关零件，帮我们修好了车。对那个过路师傅直到如今我还惦记着他呢，他真是我心中永不忘记的活雷锋。

我有头疼病，同时我的牙齿也不好，经常疼。外出吃饭实在是困难，我经常是用开水泡饼干吃，时间长了胃也不好了，饥一顿饱一顿的对身体影响很大。所以那时我身体很不好，又黑又瘦，出差总是要带上头疼药。人在外身不由己，1989年大年三十那天，直到晚上11点钟才赶到家过年，全家人都在挂念着我。

我在生产科期间，1981年参加过农垦部委托新疆石河子农学院举办的“西北五省区国营农场种子检验培训班”。1987年冬到海南三亚对全哈管局（十三师前身）的53份红优2号西瓜种进行纯度鉴定，1988年2月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标准局发的自治区种子检验员证书和国家农业部备案认可的全国通用并有个人统一编号的种子检验员印章。1990年3月23日获兵团农科院SC704不育化制种研究和推广应用特等奖证书。1991年2月4日荣获哈管局“首届科技大会先进科技工作者”荣誉证书。1991年9月9 日获“全国农垦系统种子工作先进个人”荣誉证书。1993年12月3日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的“农艺师证书”。先后荣获师级以上科技奖24项，在省级以上科技刊物发表科技论文45篇。2001年协同李宗伟、朱轩、叶华康完成“红星一场志”的编撰工作。2002年我正式退休。

退休后搬到大营房，积极参加大营房社区的文娱活动。退休后能做到人老心不老，人退心不退，不倚老卖老，积极为社区、为社会多做好事，发挥余热，实现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2014年获“大营房社区文娱活动积极分子”荣誉证书。

我在红星一场当了一辈子农业技术员，无怨无悔；我为农业奉献一生，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如果有来生，下辈子我还想继续当农业技术员，让土地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棉花，满足大家的吃饭穿衣需求。祝愿我国农业科技不断进步，祝愿全国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本文摘自师党委老干局编辑出版的《难忘军垦岁月》一书 作者：党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