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斗，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小说家，据他自己介绍，他是在1990之后才开始集中精力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但我知道，他的写作历史比这要长久得多。当我阅读到他的这中篇小说《真纯岁月》，他的小说里装腔作势的东西很少。已经是相当老练与成熟。在一个朴素与抒情普遍丧失的时代里，我对一些作家那种过度的技术革命姿态一直保持着警惕，因为技术革命固然是好，但一旦技术主义的地位被夸大之后，一方面完成了形式革命的功课，另一方面也为许多力不从心的作家提供了掩护。

我把刁斗写作的一批小说称为旧小说。尽管刁斗的小说包含着许多先锋小说的流风余韵，但他所出示的形式经验并不新鲜，尤其是他的故事方式。在他的小说里往往会把旧的东西表现出新的精神。在小说历史中，故事是最古老的方式，也可能是最有生命力的方式。不变的故事中可以完成变动的故事精神，这正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与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人的区别。故事的重要性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不在于讲述的方式，而在于这个故事是否与存在的经验发生关联，这就必须对故事提出更高的要求：故事不是为了给人物提供活动场所，而是提供一个空间，然后人物的存在境遇及作者、读者存在的理解得以展开。

在刁斗的大部分小说里，都是以情感与欲望作为故事的核心。欲望成为了故事的发生根源，但刁斗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却不断地使欲望边缘化，从而在叙事的隙缝中给读者造成精神错觉。一个作家想要真正的表现存在，就必须具有对存在的想像力，即精神的想像力，如普鲁斯特对时间的想像力，都包含着内在与存在相遇的形式体验，它们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精神真相的象喻。这是一种博大的想象力啊！这样能够脱离对实体存在的粘附，脱离小家子气的困顿局面。

我在读刁斗的《真纯岁月》时，发现他有意地做着这种努力，这一点我感觉是重要的。

他为纯真的理想获得了一个缅怀的立场。这集中体现在《真纯岁月》里。它是刁斗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小说之一。对童年经验的再现，本是文学的基本母题，重要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它。在现代社会，充斥的都是调侃、游戏和随遇而安，童年式的那份纯真以及美好的情感线条，早已经成了不合时宜的产物。现代人似乎连缅怀的心情都没有了。刁斗在《真纯岁月》中，描述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童年生活,或者说是儿童眼中的世界，那种夸张的理想和虚伪的英雄主义，现在看来是好笑的，但那种生存至少可以有效地脱离颓废和绝望，“我”与申占、英子、草莓在爱情胡同的生活是一种真实存在，可是，长大的“我”只能怀想它，无法返回，那些美好的理想正在时间中逐渐消逝于无形，这就是生存的悲剧。刁斗启用了缅怀，追忆的情感立场，使叙述人重新成为经验的主体，因为记忆中的经验是最有力、最持久的。但刁斗并不想停留在对记忆残片的复现，而是强调人记忆中出现的生命活动与生命沉思之间的对抗性。在这样的沉思中，记忆成了一种绵延的现实，它使人的灵魂摆脱时间的缠绕。在《真纯岁月》里，刁斗总是将时间奇特地割裂开来，只有很少的几个日子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诸如草莓父亲出事的“那天早晨”，而不为经验所证明。它们都与其他日子没有联系，而是一些记忆的材料，或称前历史的材料，以一个追忆者的身份进入这些材料，追忆就使记忆不再是历史，而是一些美好的可以经历的瞬间。这些缅怀使刁斗自己想像中的生存有力地保持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它成为了一个乌托邦，成了人被现世生存伤害后的一个假象存在意义的守护者。刁斗揭示了现世生存与想像生存之间的基本矛盾。

艺术是一个理想，可当马人、王艾一等人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回答艺术时，就表明这种理想已经失败。这种理想的脆弱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上，它不仅不以圣洁为基础，还严重地诋毁着道德主义。那些坚持理想的人，却都是一个背德的人，这可能是当下社会最有趣的一幕：理想成为一种假象，它必须以背德为代价才能获得精神的动力。《真纯岁月》里写到的那个特殊年代里，孩子们的理想就是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可这些东西的获得是靠抢别人的，使理想更添了豪壮与罪恶的双重色彩。那个叫做爱情胡同的地方，上演的是一幕反道德主义的青春戏，所以，当正义的惩罚降临到这个胡同时，童年的理想就破灭了。

这时，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生存便只剩下了现实的基础，现实总是带着罪，缺乏盼望，它与人类的肉体、欲望结盟，被遵循的欢悦所充满，存在中超越性的一面消失了，留下的是苍白的生活本身。人类一旦中止对现实之上的存在意义的追问，也就放弃了作为人类追求超越性的权利。刁斗在揭示理想消失的悲凉时，总忘不了为人类争取一个可能的、新的精神空间，刁斗的写作使命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