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我被分配到红星化工厂工作。红星化工厂是当时农五师哈密管理处(简称哈管处,十三师前身)首屈一指的大厂,有七八百名职工,生产的“乔戈里”牌硫化碱在全国无机化工行业享有盛名。进厂后,我先是在车间当了5年的工人,由于爱写写画画,经常被厂里抽调搞一些宣传工作。

那些年,看电影带给大家极大的精神享受。电影队来了,大家便会奔走相告,全厂职工的情绪也都随之沸腾。此前,厂里没有放映机,工人们每天眼巴巴地盼着哈管处电影队的到来。哈管处下属十几个团场、企业,电影队下去轮一遍要十几天,所以我们每月最多只能看一两次电影。

电影队来一次不容易,通常会带两三部影片,一气放完,看完电影都到夜里一两点了。那时,都是露天放映电影。只要当天有电影,大伙儿中午就拿着小板凳去占位置,场地上像龙门阵一样摆满了板凳和砖块。露天看电影,夏天,大伙儿要忍受蚊子的叮咬；冬天,人们把自己裹在厚厚的棉衣里,由于天太冷,放映中场子上不断传来一阵阵的跺脚声。看完电影,大伙儿的胡子、眉毛上都挂满了白霜。

人们喜爱电影,盼望电影队的到来,电影放映员这一职业自然受到大家的敬重,电影队所到之处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听前辈们讲,早些年,电影队下去巡回放映也很辛苦,汽车很少,电影队来回都靠马车接送。不管春夏秋冬、酷暑严寒,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放映点赶往另一个放映点,路远的要走上一整天。有一次,领导安排女放映员郝新民来红星化工厂放一场电影,交通工具自己解决,这可难坏了她。郝新民借了一辆毛驴车拉上放映设备往红星化工厂赶,她从来没有赶过车,驴根本不听她的吆喝。驴跑得太快,她撵不上就在后面大叫“站住!站住!”一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狼狈不堪,毛驴车还差点翻到沟里。这次经历被同事们传为笑谈。

到目的地后,放映员又要忙着放线、挂银幕、架设机器、倒片。电影放完了,观众们满意地提着小板凳回家了,月光下空荡荡的场地上,只剩放映员忙忙碌碌地卸下银幕,收拾机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基层单位也开始配备电影放映机了。一天,政治处主任告诉我,厂里买了台电影放映机,决定调我来放电影。放电影,当放映员,听到这个消息,我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在学校时就对无线电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摆弄电器,渴望能从事与电器打交道的工作,这下算是遂愿了。放映员这一工作,我一干就是10年。

厂里最初配备的是一台甘光F16型放映机,几年后,又配备了移动式35毫米放映机,由两台机子交替放映,避免了停机换片,放映效果上了一个档次。又过了两年,厂里效益好,修了个有1200个观众席的俱乐部,至此,厂里的职工群众结束了露天看电影的历史。为了提高电影放映的效果,我们又在厂机修车间工人师傅的协助下,将移动式35毫米放映机,改装成采用大功率氙灯的座机。当时,基层电影放映设备已配备到兵团各团场。

电视的普及,对电影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通过电视,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观看各种文艺节目,了解国内外大事。从此,电影事业开始进入一个衰落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兴趣越来越淡,有时一场电影只有十几个观众,大部分电影院经营艰难。各单位电影放映队纷纷撤销,放映员改行,我也是在那时改行从事工会宣传工作。

时代的变迁,并没有让电影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而是渐渐以另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影放映也步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影像取代了笨重的电影胶片,电影院通过网络即可从电影公司获得数字电影拷贝,然后用数字放映机放映。随着改革开放40年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近几年,哈密建成了创博国际、友好国际等多家现代数字化影城。

不久前,我去火箭农场参观了完全采用数字化放映的创博国际影城,该影城有8个放映厅,可同时放映8部影片；放映厅装修豪华,观众席是舒适的皮沙发。影院为我们放映了3D立体电影,戴上3D眼镜观看,逼真而清晰的画面和令人震撼的立体音响,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看到这些,作为一名曾经的老放映员,我的心情既感慨又欣慰,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电影事业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李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