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8年10月，马庭荣已扎根柳树泉农场52年了。从初来时别人口中的“小马”到如今的“马老头”，与年龄一同增长的，还有他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

1966年，在江苏南京一所中学读初二的马庭荣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边疆”的号召报名来到新疆。那一年，他才16岁。

尽管母亲并不同意他来新疆，但内心澎湃的激情鼓舞着马庭荣去边疆实现人生价值，他相信“好男儿志在四方”。

列车轰鸣一路向西，家乡被甩在身后。第一次坐火车卧铺的兴奋和对未来不可知的向往让马庭荣彻夜难眠。他拿出出发前拍的照片看了又看，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绿意从眼前一点点退去，铺天盖地的灰黄色成为主色调。嘉峪关外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让马庭荣第一次感受到边疆的广阔、寂寥和荒凉。

青年学生们看着窗外的景色傻了眼，他们想着或许到了目的地——柳树泉农场（当时叫哈密县农场）会好一些，可下了车一看，大家心都凉了。许多同来的女学生站在简陋的柳树泉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低声哭泣。

悲伤的情绪在90多名支边青年中蔓延，为给他们加油打气，先到的支边青年吹笛子、拉二胡合唱抗战歌曲《松花江上》，谁知才唱了几句，便惹得男女学生都大哭起来。

泪水滴落到新棉衣上。出发时，南京市给每位青年发的“五棉”：棉被、棉衣、棉裤、棉帽子、棉鞋。这些被分到“青年连”的学生们擦干眼泪，拿着耙锄、铁锹、镰刀走向荒原，完成团场布置的新作业——开荒、种地。

团场十分重视培养这批有文化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基层锻炼后又将他们选配到了重要的岗位上大显身手。

马庭荣一开始分不清大麦和小麦，也分不清青草和韭菜，因些还闹了笑话。连队安排他收苞米高粱，他却站在地头什么都不会干，时常还会发生伤着胳膊伤到手的事。是团场的职工手把手地教他们用农具、干农活，把他们从“门外汉”教成了戴着大红花的先进生产者。马庭荣说：“基层也是大课堂，在这里我们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内心充实但身体却一直处在饥饿状态，干得都是出力的苦活。当时，马庭荣每月可领到24元钱的工资，其中包括了10块钱的饭票和5块钱的菜票，10元钱的饭票相当于每天5个馒头，对于一群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来说，根本不够吃。

年轻人总会给自己找些乐子，为艰苦的生活增添亮色。马庭荣说：“每个月的1号和15号是难得的休息日，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摸鱼洗澡、爬树打鸟，扒拉煤的火车前往三道岭和哈密市逛商店，为自己买身像样的衣服去和约好的姑娘们碰面。”

1978年，青年连解散后，马庭荣被分到综合加工厂。加工厂里养殖牛羊、卖牛奶，养蜂卖蜜，加工酱油、醋、酒，马庭荣负责赶车运货。

3年后，马庭荣当了保管，负责全场职工的公粮收缴和口粮分发工作。

8年后，马庭荣当上了加工厂的厂长。他为加工厂生产的罐头、白酒注册了商标，参加在郑州、石家庄、成都举办的全国烟酒推荐会，创造了一年生产销售24万瓶罐头的纪录。

1990年，马庭荣调到团场农资门市部负责销售农资、农机配件，他继续发扬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精神，打破地域的限制，跨省为团场职工提供优质的农资。

他从报纸上看到某地举办农资订货会，便写信给销售公司，通过销售公司联系到了生产厂家，直接从厂家进货，当年就完成了团场下达的年销售8万元的任务。之后，他又与新疆农科院联系引进最新产品，年销售额达60万元。

2010年，马庭荣光荣退休了。

退了休的他也不闲着，社区领导找到他：“叔，社区组织退休职工建立义务巡逻队，你当第三组组长行吗？“没问题。”马庭荣爽快地答应了。这一巡逻就是4年。

80年代后期，大部分同马庭荣一起来团场的支边青年陆续返回南京。2016年，这些满头白发的老人组团回到团场，看望第二故乡和在这里坚守着的同乡。

有支边青年在离开时预言：柳树泉农场再怎么发展，最多只是多两辆拖拉机。再次踏上这块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团场的变化让老人们直呼“认不出”“没想到”。他们拉着马庭荣的手激动地半天说不出话。

刚到团场时，马庭荣住的是窑洞，一张木板床，一条毛毡是全部家当。

1974年，马庭荣结婚时，新房还是窑洞，只请木匠打了一张床、一张桌子。

1978年，马庭荣盖了两间土块房。之后翻修旧房，新盖3间新房。

2012年，拆迁后，马庭荣搬进了绿柳小区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

三室一厅的楼房被老两口收拾得干净整洁。“儿女们都有车有房，偶尔来家住住，其中一间客房专门用来招待我的老乡。”马庭荣说。

当年，老乡们一个个离开的时候，马庭荣也曾动摇。许多次出差回南京时，马庭荣也曾被那里现代化的生活所吸引。他也曾想过接母亲来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看看，但两地生活条件的差异让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母亲带着遗憾走了。前几年，马庭荣的弟妹带着母亲的遗愿来到了新疆。看到大哥一家人幸福的生活，他们放心地回了家。

马庭荣说：“从一无所有到衣食无忧，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苦尽甘来。所有的执着和坚守都是如今幸福生活的源泉。”（程晓桢 李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