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严仕荣，他刚从牙科诊所回来。“牙疼，昨晚上我4点就疼醒了，睡不着，一直在屋里转圈圈。早上去诊所排队，一看前面还有很多人在等待，我干脆就回来了。”

今年84岁的严仕荣精神矍铄，虽然看起来瘦弱，但据他自己说，除了血压有点高、牙不好以外，没有其他问题。这也许得益于他年轻时当兵的经历。

1939年，严仕荣出生于四川省达州市的一个小镇上，家中姊妹7个，他排行老二。在那个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父母要养活他们几个孩子，还要照顾爷爷，显得非常吃力。在严仕荣19岁之前，他家每天都只吃早、午两顿饭。青春期身板稍硬朗时，严仕荣就闲不住了，跟几个小伙伴四处去找活干，只要看到有厂子招工他就要去试试，可总因个子太小太瘦弱被拒绝。

19岁那年冬天，严仕荣和小伙伴从山上下来，遇到一位解放军的首长，首长冲这两个机灵的小伙喊：“小伙儿，愿不愿意当兵啊？”正愁没有工作的严仕荣高兴极了，连声应道：“当！我们当兵！”

就这样，严仕荣在1958年冬天穿上了军装，成了一个兵。

部队驻扎在辽宁省旅顺口区，当年日军从此登陆，旅顺成为军事重地。因为在部队里训练肯吃苦，工作认真严谨，严仕荣很快入了党。“入党是很神圣的一件事，在部队里入党就更要以身作则严格训练。”抱着这个信念，严仕荣在战备部队度过了两年。

“有一次，部队紧急集合，部队首长把我从队列里单独叫出来，我都不知道要干啥，后来才知道是要调我去通讯部队当通讯兵。”严仕荣就这样来到通讯部队，开始刻苦学习无线电相关知识。

1965年，严仕荣和战友们服从组织安排就地转业，原本要分到云南去搞财政工作的他找到了当时的指导员，因为其他战友都被分到了新疆，严仕荣也想和战友们一起到新疆去。

3月初，军列从四川省内江市出发，本着“有家属可以带着家属一起走”的原则，严仕荣带着自己青梅竹马的爱人一起坐上了这趟军列，一路向西北方向驶去。

3月18日，严仕荣和一部分战友在哈密下了车，来到红星一场。

当时的红星一场场部只有5栋苏联红军留下的房子，其余全是戈壁滩。托了有家属的福，严仕荣在5栋房子一隅，用土块和麦草堆砌出一张床，这就是他的家了，其他单身的战友都住在地窝子里。

“苦吗？”记者问。

“没觉得苦，没当兵以前我都没吃过饱饭，到新疆来我没饿过肚子。”严仕荣答。

严仕荣和战友们在民兵连工作，每天除了军事化训练以外，开荒、打埂子、浇水、挖排碱渠全都干过。6年的军旅生涯让严仕荣有了一副结实的身板，干起这些农活完全不在话下。严仕荣清晰地记得，大家在热火朝天地干活，旁边的喇叭里一直在报每个人的进度，大家更是争先恐后地干起来。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建设的这个家园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只知道努力干活，未来一定会比当下的生活要好。

1970年，民兵连解散，组织找到严仕荣，安排他去学校工作。

“学校？我没啥学问，去学校能干啥？”严仕荣不解道。组织回复：“派你去学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就这样，严仕荣来到红星一场学校，和当时的校长、副校长3名党员成立了一个党小组。

严仕荣的日常工作是仓库保管员、出纳。除了认真做好日常工作外，严仕荣牢记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留心观察周围的同事，动员思想进步、工作认真的同事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经他动员发展的3名党员中，有两名都成长为优秀的党员干部，到1999年严仕荣退休，当年的党小组已经发展成为党支部。

退休后的严仕荣也没闲着，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党支部活动和各类学习，每天必做的一项功课是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如今已四世同堂的严仕荣过得很满足：“坐火车来新疆的时候，我从没想过今天能过上这样的生活，穿上军装我是一个兵，脱下军装我是一名军垦战士！我这一辈子，值！”

（刘妍 俞树玲）